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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民国年间棋人生态 [打印本页]

作者: 667 时间: 2010-8-4 10:49
标题: [转帖]民国年间棋人生态

这是拍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佛寺。当时，许多棋人与棋客在这里对弈。1931年底，广东省象棋比赛的决赛在此举行

　　中国文人热衷的琴棋书画，其中的“棋”指的却是围棋，而中国象棋更多被认为是市井游戏，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行。

　　到了民国，社会由传统向近现代嬗变，全国各地象棋活动空前活跃。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它还是中国人最重要娱乐之一，其吸引力比肩今天的足球和NBA。

　　1934年，广州出现了一家《环球报》，初期发行只有二三千份，后来，办起一个“象棋”专栏，几个月后，发行量升至七千多份。另一家《越华报》见状，便邀请棋王黄松轩、卢辉等人办起“弈艺”专栏，报纸发行量立马从二万份跃升至三万份，象棋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没有博彩下不出好棋

　　广东一直是中国象棋史上藏龙卧虎之地，广州更有“象棋之城”的美誉。民国年间，是广州棋坛全盛时期，群众基础相当雄厚。

　　二三十年代的广东棋坛，出现了第一次高峰，涌现出“广东四大天王”黄松轩、卢辉、冯敬如、李庆全，“粤东三凤”曾展鸿、钟珍、黄松轩（黄是一身二任）。他们在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影响力毫不逊于解放后的杨官璘等人。

　　广州棋坛的职业棋手，除了“广东四大天王”和“粤东三凤”外，二三流的棋手不下三四十人。他们多有诨名，如“五虎将”、“十八罗汉”和“十三太保”，还有“哼哈二将”、“五鼠”等。

　　他们出身成分相当复杂。初时，只是象棋爱好者聚在一起角逐棋枰，浸润久了，一些人便沉迷其间，加上遭到失业或家道中落等因素的影响，遂成为以棋营生的棋人。

　　例如，陈镜堂原是税务机关职员，潘权是哗连洋行职员，潘炮是红十字会杂工，吴兆平是五金工人，后来他们都成为职业棋人。

　　一些家境原不错的象棋爱好者，亦有成为职业棋人的，像何岐利刀剪铺老板何鲁荫，承办山铺票的赌商苏星渠之子苏天雄（绰号棋孟尝），赌商黄志，文化鞋铺店老板刘寿彭，陈嘉庚胶鞋的批发商陈森，店铺老板保玉书（绰号棋王保）等。

　　比较闻名的职业棋人还有赵坤（金牙坤）、黄汉（和尚全）、陈陶（滋阴陶）、陈星誉（吹箫陈）、苏钧林（新棚仔）等。

　　成为职业棋人后，日常生活之资，都取自弈棋博彩所得，所以，如果不是博彩的棋局，他们就认为下不出好棋。

　　当时，凡是有棋迷聚弈的地方，便有象棋艺人来摆棋档。但是，以棋谋生极之不易，许多人过得潦倒落魄，包括一些出名的棋手。

　　最初，广州棋人并没有固定的对弈活动场所，只能在寺庙的阶前树下，或者在街头路边来下棋。羊城著名的丛林，如元妙观、海幢寺、光孝寺、华林寺、大佛寺等就是广州棋人最初聚弈的地方。

　　早年设棋档靠棋艺谋生的冯敬如、李庆全、赵坤、陈陶、陈星誉等十多人，就是在寺庙里摆棋档的。他们还不时在人多的街头“走江湖”摆棋局。

　　后来，他们选择到城隍庙旁的寰乐园酒家门前的空地设棋档，摆残棋局来谋生。他们摆出的棋局，有古谱里的“七星聚会”、“千里独行”、“野马操田”、“蚯蚓降龙”等，这几种棋局从表面看，局势紧张，先走一方都含有一种对易于获胜的假象（杀着或吃子获胜等），最容易迷惑低手。其实，各局的变化相当复杂，非经过深入的钻研，不容易知其奥妙，因此这些棋局称为“四大棋局之王”，只有棋艺造诣精深的棋手像冯敬如、李庆全、钟珍等才敢于摆设这类型的棋局。

　　水平稍差的棋人如陈星誉、陈陶等人一般另摆一种变化不太复杂的“例和棋局”（这些棋局也是选自古谱，双方必须照谱走子才能弈成和局，否则就会败北）。

　　职业棋人在摆设棋局时，还要使用同伴“做媒”装作棋客，引诱围观者参与。可是，有闲情闲钱来下注的棋客，毕竟不多，而且有钱有地位的人大都不愿意蹲在街头弈棋，故街头棋档并不热闹。

　　街头棋局的彩金一般是一角或二角，棋人每天的收入最多不过一元左右，达不到维持一家人最低生活的要求，而且还经常碰到警察等来勒交“规费”，日子过得辛酸。

　　“让双马”争棋客

　　1924年，广州西关宝华正中约开张了一家茶室，叫“翩翩茶室”。这间茶室是园林茶座，极为宽敞，环境幽美。茶室老板从吸引生意出发，增创弈棋茶座，召集了不少棋人在那里，横车跃马，品茗论棋。盈耳都是一片让单车、让双马的斟盘口之声，被称为“华南象棋少林寺”，是广州棋人每日必到和棋客竟日流连的去处。

　　到翩翩茶室下棋的棋客，各阶层的人都有，以商号的老板较多，如下九路京和绸缎庄老板陆伯舟，扬巷某号针织厂老板薛英，大新路德兴隆老板高庆云，濠畔街牛皮店老板苏秀泉等等。

　　也有社会上身份体面的人，如医师黎铎、潘拙庵、李庆池，律师郭腾蛟、李耀祖、邓君雄，教授何衍璇、石光瑛、黄际遇等。这些棋客多是以弈棋来作消遣的。

　　翩翩茶室的出现，对于职业棋人来说，免除了瑟缩街头守摊之苦，收入也稍好些。当时，每局棋下注彩金一般是二角至四角之间，而每一次对局约需一个多钟头，棋人每天最多只能对弈十局八局，弈彩所得除支付茶点费外，最好收入每天也不过二三元。

　　棋人和棋客对弈时，总要将棋度校到差不多的程度，以仅能获胜为止；如果胜了棋客几局之后，就有意输回一两局或与之弈成和棋，务令对弈者不致感到没趣。

　　棋王冯敬如因为没有架子，弈棋的彩金多少从不计较，所以想学棋的棋客，多乐于跟他下棋。当时棋艺较高的棋人，对新来的棋客，不论其棋力强弱，通常喜欢搏险以“让双马”来争取其光顾，碰到棋力好的，就有可能输掉。

　　但一般的棋客都是棋力较差的，虽让双马，但也不太懂得解拆法，因而棋客想学一两下“散手”，那就非得交“学费”不可。

　　有时遇到天雨没有棋客光顾时，棋人之间常常互相博弈。冯敬如因擅长让双马局，另一棋王黄松轩就曾邀冯试让他双马对弈，其条件是：冯如果胜黄一局则作十局计算，如弈和棋作为胜三局计算，冯负一局仍照一局计算，结果冯虽然负局多，但常有和局出现，冯也不吃亏，可见冯的棋力老到。

　　像“广东四大天王”这样的棋坛“台柱”人物，还能吸引到一些棋客光顾学棋。至于那些棋力稍弱的职业棋人，生活就更为坎坷艰难了。他们往往另想一套谋生方法吸引棋客。棋人潘炮苦心练“蒙目棋”（广州俗语称为“盲棋”）来招揽顾客。在外行人看来，能够闭着眼睛与人下棋是一件别开生面的奇事，因此颇能够吸引一些棋客。

　　每天吸引四五百棋客

　　翩翩茶室兴起“弈棋茶座”以后，直至解放前夕，广州的游乐场和一些酒楼茶室也增设“棋坛”，作为招徕生意的手段。

　　1929年间，惠爱中路（今中山五路）的大新公司游乐场创设大众象棋擂台，最先招请棋王李庆全作“擂台主”，每月酬劳30元，直至李庆全患病不起。

　　后又另请棋王黄松轩以及赵培两人担任“擂台主”，每月两人酬劳60元。由黄松轩担任夜场，酬劳40元；赵培担任日场，酬劳20元。

　　当时大新公司游乐场的大众象棋擂台，在广州还是新创的，因而颇能吸引观众。一般棋迷既可报名攻擂，一试身手，也可作座上观，欣赏大棋枰挂出棋人和棋客交锋对垒的精彩表演。

　　攻擂者如能战胜擂台主，可以得到奖品，奖品设有巨型银鼎一座，陈列于台畔。倘能连胜台主三局的，可扛鼎而归；能连胜台主两局的，则赠送美丽香烟四罐，入场券八张；战胜台主一局的，赠送美丽香烟一罐，入场券四张；和局则只赠送入场券两张。

　　一般来说，普通棋客是没有连胜台主三局扛鼎的本领的，银鼎只是陈列品而已。除了台主故意让局外，观众得胜的机会极少。棋王黄松轩人缘素好，对攻擂的棋客，从不赶尽杀绝，当胜过几盘后，每到一定时间，故意让对方胜回一局或做成和局，使对方沾沾自喜，因而更加跃跃欲试。

　　大众象棋擂台最旺的时候，夜场观众有三四百人，日场也有一百多人，当时门票收一角。游乐场除了每月给予棋手两人的酬劳外，还大有利可图。

　　1934年，在十八甫马路的文龙酒家也开设了一个弈棋茶座。他们请棋王冯敬如担任象棋擂台的正台主，苏钧林为副台主。

　　冯敬如、苏钧林担任该棋坛擂台主之初，双方约定采取分账式，即从每位顾客一角茶价中，提出二成作为棋手的表演费；后来因为顾客较多，就改为每月给予酬劳费60元，冯担任夜场得35元，苏担任日场得25元。

　　该棋坛最旺时每天（日夜场）的棋客有四五百人，文龙酒家生意大旺。

　　李宗仁请名棋手对弈

　　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政界的官员也喜爱象棋，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萧佛成、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广州市参议会议长胡文灿、李宗仁等人，就常邀请棋王黄松轩等下棋消遣，其中以萧佛成的棋瘾最大，他常让黄松轩到他的东山公馆和越华路办公室对局，李宗仁则喜欢在旁欣赏。萧佛成棋术并不高明，但求胜心切，名棋手碍于他的地位，往往故意让他一两局，或弈成和棋。李宗仁不时也请名棋手对弈一两局，但一般要求棋手先让子。

　　萧佛成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常拿出十元八块作为“悬彩”，请棋王互相对局，他则在旁凝神观战揣摩；不设“悬彩”时，就另招待一顿茶点便饭。当是，一位年轻棋手少年气盛，不知逢迎，把萧杀败，萧不高兴了，托词有事，椎枰而起。

　　炳衍

来源：2010年6月27日的《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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