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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只因为他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然村的村民，只因为他们没有当地的户口，是所谓的边缘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利益就得不到有力的维护，孩子就享受不到读书的乐趣。

正如巩留县一位人大代表称，对这两个村的问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户口问题可以商量、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但孩子上学、计划生育问题政府必须管，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没有承担起这个职责？巩留县教育局一位人士一语破的。他告诉记者，如果在两个村子办学，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合法身份，那么县里的“普九”工作压力就非常大了，很可能过不了关，会拖县里“普九”成绩的后腿。看来，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困难，只不过有些领导怕丢了自己的脸、失了自己的分。

村民利益事小，孩子失学事小，可领导面子事大，“普九”成绩事大，荒唐自不待言。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叫目标置换，把原来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普九”考核目标变成了为数字而数字的手段。也许这里的村民的确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有些问题与他们自身的素质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他们作为堂堂公民的地位不能被边缘化，他们不能被羞辱，毕竟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组成细胞。《正派社会》的作者马格利特认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从反面来表述正派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凸显某些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他把羞辱定义为“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地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里，政府存在的合法合理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某些羞辱的作用，这包括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保健等等。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越正派。马格利特就此写道：“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贫困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定得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

在一个正派社会里，最严重的羞辱是由类似的“体制性势利”造成的。在这种“体制性势利”里，某些人不断以某种借口营造一种自己人集团，把其他人从某个优越的范围中排除出去，让他们享受不到最起码的社会待遇。这种社会对群众的羞辱，对个人的羞辱，说到底既是制度性的结果，也是某些人公民意识欠缺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体制性势力和羞辱往往对某些公民造成的不良影响最大。在一个正派社会里，没有二等公民。

以下是引用浮生半日闲在2005-9-9 0:50:00的发言：
"体制性势利"是当今社会最大的羞辱
由于天南海北许多人到新疆巩留县塔斯托别乡打工，两个自然村落慢慢形成。据６月２１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政府没有认定这两个村的合法性，村民说这里是“四没村”：没电、没水、没路、没人管。两个自然村有近千名适龄儿童失学。但在乡政府看来，这些打工者没有当地户口，因而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理所当然不该乡政府管。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体制性势力和羞辱往往对某些公民造成的不良影响最大。在一个正派社会里，没有二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