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神童”到巨匠 《特级大师李义庭专集》

西门秋水

[转帖]从“神童”到巨匠 《特级大师李义庭专集》

为李义庭写一部带总结意义的专集，一直觉得是我们这些棋坛后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多年学棋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惊叹倾倒于李义庭那些鬼斧神工的精妙对局，而同时，在心里也一直存留着这样的遣憾：他这样一位棋坛巨匠和一代宗师，却缺乏一部总结其棋艺生涯的完整作品，还没有一部李义庭的对局集，哪怕是中局集或残局集。李义庭那些伟大的对局，仍长期散落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棋谱、棋书甚至是印数寥寥的油印本资料中，如果再不及时抢救的话，可能便会被时间的灰尘渐渐湮漫了。于是，我们便不自量力而又满怀使命感地开始了这项带开创性的工作。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写这部书的难度会如此之大。正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现存的系统资料可以参考，所以我们就很难有站在他人肩膀上的幸运，只能一点一滴地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李义庭在1966年全国赛以后，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关于这点，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从此就告别了全国棋坛。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全国冠军和特级大师里，他是退役最早的和参加比赛时间最短的。他的棋艺生涯的主要活动期，可以说完全集中在五六十年代的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衡量，与现在距离仅仅三四十年光阴，应该不能称得上陌生，但因为我们曾经历过的“文革”十年浩劫，就像一把巨斧猛然斩断了历史的链条，使得本应近在咫尺的东西一下推得如此遥远，好像相隔着几个世纪。就这样，李义庭所辉煌着的时代在我们眼里便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尽管我们明白不误地知道，那辉煌是存在过的，也是永远能激动我们的。

还有一点不无遗憾的是，经过“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以及李义庭个人遭遇的不幸，他几乎没能留下一点关于他个人的文字资料，不管是其对局记录还是其他的对我们写作有所帮助的东西。在这点上，与其他全国冠军和特级大师比起来，也可能是一个绝无仅有而又极端的例子。

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我们又不愿意草率地、既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地“糊弄”一本书出来，我们一直都想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和更好一点，并不惜使自己的写作显得很苦。与自己的“过不去”，使这本书的问世时间大大地延迟了。

最困难的是资料的缺乏。五六十年代的棋谱、棋书对现在的我们犹如珍稀动物一般难得一见，但我们仍然以大海捞针的精神去寻觅。有一个例子是最为典型的。有个作者曾写过李丈庭的报告文学，其中提到五十年代初期李义庭一度在一个叫作“崇化区”的地方活动频繁，很显然，我们这本书里当然不能漏掉这个重要的章节。但奇怪的是，在我们对李义庭无数次的访谈中，他都不记得武汉市有这样的一个“区”，而且还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地方。这就让人困惑了。但我们又不甘心就此信了那个作者的话而简单照搬。为此，我们询问请教了武汉市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长者，其中还有对武汉市文史情况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对此感到茫然，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汉曾经有过一个“崇化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我们去图书馆查一下。遗憾的是，在图书馆我们仍然一无所获。又有人建议我们去档案馆查，结果从区档案馆一直查到市档案馆，从当时的原始文件里，我们终于搞清了所谓的“崇化区”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应该叫作“重划火场”的一个地方。关于一点，因为书中的传记部分有详细介细，在此就不再赘述。由此也可见我们工作艰难之一斑。说来也很有趣，就为这个小小的地名，我们还支付了35元查阅费。

尽管我们在写作中经历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最终还能完成这部书稿，实在是因为有着许多棋坛前辈大家们的支持和鼓励。特级大师徐天利听说我们要写作(李义庭专集)，大加赞赏，认为我们是在做一件“树纪念碑的工作”，因为“像李义度这样的人物，早就应该有人为他树碑立传了”。而当我们遇到了史料方面的困难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大力相助，将他所知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还有上海的屠景明老先生、香港的《香江象棋》主编黄树楷先生，莫不是尽他们的所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书面材料。

李义庭是湖北武汉人，在他身边寻找资料更使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得到了更多热心人士的关爱。李义庭的那些曾并肩战斗过的老棋友们，得知我们的写作计划时，无不感到兴奋，并认为这是一件“早该动手的事”。他们倾尽全力给我们的帮助，常常让我们感动。大师陈金盛曾多次与李义庭并肩参加过全国赛，两人之间友谊深厚，当他听说我们在寻找事义庭五六十半代的对局时，马上在家里翻葙倒拒找出了两本少见的50年代的对局集，其中收录有我们尚未见过的李义庭的多盘对局。而更奇的要算国家级裁判杨波先生，他在自家那低矮得直不起腰来的阁楼里翻翻检检了大半天，终于“挖”出了两本堪称“古董”的对局集。一本是50年代的油印本《中国象棋对局选》，封底上标明由石家庄市华北药厂印刷，而且还特别注明了“非卖品请交换”的字样，由此可知其印数之少另一本则是由武汉市青少年宫编印的内部教材《课外活动资料(中国象棋专辑))，这是“文革”后棋坛刚刚复苏时的产物，在编者的话里还引用有“毛主席语录”，印数当然寥寥无几，而今天还能幸存于人手的，则恐怕更是凤毛麟角了。在这个小册子里，虽然只收录了李义庭的一盘对局，但却是绝对的珍品，千金难求的，因为他是李义庭于1960年与四川老棋手陈德元在武汉的一局表演赛，就我们的视野所及，还不见于任何出版物，而这局棋又是那样的精妙绝伦，既充分体现了李义庭高超的棋艺和超凡的想象力，又展示了象棋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确是罕见的艺术佳作(请详见对局评注)。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杨波先生的义举，我们就不可能把李义庭的这一绝妙佳局在更大范围的推介弘扬，也许这局棋将从此永远消沉于历史的深渊里，那将会是多么大的遗憾啊。

当然，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棋界和出版界前辈、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这篇短短的前言里不能尽述，只有在这里一并说声“我衷心地谢谢你”。

回首前尘，当初我们完全有理由知难而退，而选择一个轻车熟路、易于操作的课题来对付着出一本“书”，但我们却还是坚持下来了。尽管我们写得很艰苦，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劳动都比想象的大，但我们不仅无怨无悔，反而感觉甘之如饴，认为这种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毕竟，人的一生，总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富有挑战意味的事情，做一些磨炼意志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觉得，能有机会写作李义庭专集，并把她献给亲爱的棋迷朋友，是我们莫大的幸福。

作 者钱刚、张郁伟

2001年元月于武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9:38: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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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组成，旧时俗称大汉口。武汉因地处中国的中部，长江、汉水交汇处，江汉平原东北沿，所以交通十分便利，素来有“九省通衢”的美称。这样的先天条件，使武汉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重镇。

本世纪40年代，在汉口有一条济生左一巷，就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诸多特色。巷内住有百来户人家，大多是以做小生意和出卖手艺活来维持生计，如泥瓦匠、木匠、理发匠、卖小菜的、卖冰棍的等等，总之属于贫民阶层。著名影片 《七十二家房客》，展现的就是与之极为类似的生活景象。

在这条巷子里，最出名的一户人家，是33号的李家。户主李东汉，是个木匠，膝下有两儿一女，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基本上靠李木匠一人的收入支撑。李木匠之有名，倒不是因为他的木匠活做得多么出色——恰相反，他的手艺实在是太一般了——而是因为他下得一手好象棋，是这个巷子里的棋王。

此时，是解放的前夕。一个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混乱不堪，李家的生活，也像其他普通老百姓一样，陷入了困境，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李东汉家1938年出生的长子李义庭满十岁的这年，因为家庭的极度拮据，在读了两年的小学后，不得不过早辍学了。面对着这样的生存状况，作为一家之主的李东汉，越来越对自己早年的生活自责不已，感到没有尽到一个男子汉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30: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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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汉祖籍在湖北天门的鹤江镇，其父的木匠手艺十分精湛，远近闻名，家中开有作坊。李东汉年少时，因家境富裕，他一直过着舒适无忧的生活，还读过8年的私塾。对家传的木匠技艺，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向父亲学过，倒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却沾染了不少，其中最厉害的是赌博。成年后，他终日混迹于睹场茶楼，摇色子、推麻将、推牌九，凡与睹有关的，他无有不述，长此以往，既耗损了钱财，更消磨了意志。

30年代，父亲凭着手艺开始到大汉口闯天下，并渐渐站稳了脚跟，其后就举家迁到了武汉。李东汉娶上媳妇后，便与父亲分家过。可以想象，凭着拙劣的木匠手艺和沉洒其中的赌博恶习，李东汉怎么有能力让一家人过上像模像样的生活? 随着家庭人口负担的不断增加，生活日趋艰难，李东汉的赌博习惯，便这样因为无钱可赔而慢慢地戒掉了，剩下来不需要任何本钱的爱好．就是下象棋了。

李东汉虽然喜欢下棋，但水平其实并不入流，所谓巷子里的棋王，也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意思。在这条巷子里，与李东汉可称得上互为敌手的．是一位泥瓦匠黄师傅。武汉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以夏天的高温著称于世。武汉夏季最可怕的特点，是昼夜温差甚小，酷热肆虐一整天，即使到深夜也不减弱多少它的威力，人们躺在床上，常常感到闷热难当，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在这种情况下，夏夜里壮观的露天竹床阵就是武汉热季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李东汉与黄师傅的棋战，就每每在巷于口的路灯下摆开，几张竹床拼在一起，既是舞台又是观众席，热热闹闹的场面，一般都要延续到下半夜。

到了冬天，战场就移到了巷于里一个姓杨的老板家。杨老板家境殷实，拥有一间上下两层楼的大房子，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各方面条件在这条巷于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杨老板也喜欢象棋，所以乐于将棋友们聚到家里来过瘾。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观奔的行列里李义庭的身影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到后来他就成了最忠实的观众，常常要等父亲散场一起回家。

连李东汉也觉得奇怪，他从来就没有教儿子怎样下象棋．但李义庭不知从哪里就学会了这种游戏。也许是辍学在家无所事事，也可能是象棋这种东西与李义庭沉静多思的性格特别结缘的缘故，李义庭很快就对象棋人迷了。他先是与巷子里同龄的孩子们对奔，但没多久那些孩子们就全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不满足的他，开始大着胆子向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们挑战，同样地，也没用多少时日，那些大人们也结得一塌棚涂，再也不好意思与小小的李义庭在棋抨前对坐了。在李义庭的生活里，他第一次在膜脆中感受到了英雄寂寞的滋味，他内心盼望着走出这条济生左一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37:5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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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象棋在当时既不被看成是一门职业，更不被看成是一项艺术，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只是一种用作消遗的游戏，甚至是一种用作赌博的工具。看着儿子这样迷恋象棋，李东汉的内心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玩物丧志的沉痛教训，李东汉更想让李义庭学一门将来能够养家糊口的正当手艺，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但是，李义庭应该学什么呢?李东汉也感到很茫然，最关键的，是他此时已没有任何能力来设计儿子未来的成长道路。他只能听之任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40: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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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刚解放，百废待兴，李家的日子依然困窘。无奈之下，李义庭的母亲也不得不出门找事于了。母亲是个小脚女人．典型的旧式家庭妇女，也没有什么生活技能，只得每天到菜场卖小菜。每天清晨．看着母亲挑着两担总共50斤重的小菜，朗珊着去两站路外的菜场时，李义庭的心里就感到一阵酸楚．他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自己能够快快长大成人，为可怜的母亲分担这种生活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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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6日下午，武汉市长江边的重划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焚毁民房三干余户，受害居民达一万多人。火灾之后，那一大片地方就荒废闲置下来，久而久之，倒渐渐地自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游乐场所。为了方便称呼，人们把它叫作“重划火场”。

因为无人管理干涉，重划火场的自由式发展非常迅猛，一时成为了武汉市市民最爱去的一个热闹地方。在那里，每天汇集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唱戏的、说书的、耍猴的、侧、买卖的、摆棋摊的，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因为有棋摊的吸引，李家父子免不了也去重划火场消遣。慢慢地，他们发现，那里的模摊上，几乎荟萃了武汉市棋坛所有的一流高手，如罗天扬、周渭滨、杜晓天、潘继安、马志新、赵汉卿、黄方大等人，全是那里的常客。当时的武汉棋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重划火场竟然在无形之间，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棋艺交流的中心，一时盛况空前，蔚为大观。

摆棋摊是个很简单的事，用两副竹床或两张床板，外加十几个小矮凳即可，棋友们来下棋，所费也甚少，下一盘只碍付两分钱的“盘子”，而且这钱由输家出，若是个高手．在摊上杀一天，甚至可以做到“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43: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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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一位相熟的棋友又在重划火场遇到了李家父子，便半开玩笑地对李东汉说：“李师傅，你也可以在这里摆个棋摊，一来你自个下棋方便．二来也多少是个收入。”可没想到，听了这话，李东汉竟一下子红了脸，忙摇手说： “我不做这个，不做这个。”

别看李东汉已过着十分潦倒的生活，但他总还惦记着自己终究是个读书人出身，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已那样，还不肯放下自己最后的那点架子。在他看来，做木匠活已多少有些委屈自己了，但这还多少算得上是一门正经手艺，可摆棋摊算得上什么玩艺呢?尽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顾虑，然而摆棋摊对他也不无诱惑，毕竟收入来得比较快，而且，也比做木匠来得轻松快活。

经过了一些日子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李东汉也终于在重划火场摆上了棋摊。这样的抉择，对李义庭来说，无疑是正中下怀，不花钱就可以在棋摊上尽情享受，天下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没有想到的是，李东汉的棋摊一下就火了起来，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小摊主李义庭的吸引力。李义庭虽然只有13岁，但棋艺水平已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了，少年英雄总是令人感兴越的，所以许多人就慕名而来，要亲自试一试他的“功力”。李义庭则乐于有棋下，忙着接纳各路“好汉”，一般来说，每天可下几十盘棋。如此大的对局量，加之广泛接触了各种风格流派，所有这些，对李义庭的棋艺更上层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的棋，在这段时间已开始引起那些一流高手的注意，当然，他目前的水平，还没有资格与棋坛大腕过招。没有棋下的时候，李义庭就跑去看那些名手对弈，在一旁细心拨摩他们棋艺的高妙之处，衡量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然后常常着急地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坐在他们的对面这样下上一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46: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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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夏天以“火炉”著称，但冬天却冷得厉害，最冷的时候，摄氏零下的温度也有相当长的时期。冬天，武汉人的户外活动明显减少，重划火场的这种自发式的游乐场所在火红了大半年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冷清下来。再后来，重划火场得到政府的重新规范管理，它便从此结束了这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一段时间里作为棋艺活动中心的重划火场消失了．武汉的棋手们只得开辟新的活动场所，而茶馆这种地方便成了他们的首选。解放前和刚解放那阵子．棋手的地位低微，很多名手连工作都没有，只得泡在茶馆里以棋博彩为生，生活是颇为窘迫的。

那时大汉口的茶馆很多，而在棋上最负盛名的则先有新市场(现在的民从乐园)里的湖北棋会(一个自发的象棋组织)，后来则是安全茶楼、惠然来茶楼、汉乐春茶馆和洞天居茶楼。当时这几个茶馆轮流作中心，棋手大多不敢在一家茶馆活动大久，因为解放初期公安局抓赌很厉害，而那时在茶馆里下棋很少是不带彩的。渐渐地，中心远移至洞天居茶楼．至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该茶楼的管帐先生亦爱好象棋的缘故。

说到武汉棋坛的“茶馆时代”，有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杜晓天先生。杜晓天原是西南一带的象棋名手，获得过昆明市象棋冠军，他曾在重庆当记者，解放前夕来到汉口。此人不仅棋上功夫了得，更兼有组织才能。此前武汉棋坛虽然热闹，但终究显得势力分散，“中心”不明确，他来后，热心操办比赛、表演活动，慢慢地把大名手都拢到一起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50: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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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天居”坐落在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上，有上下两层楼，楼下主要卖熟食、早点，楼上则摆有几十张大圆桌，还有几个包间，最多时可坐几百人。下棋主要在楼上进行，逢有名手比赛、表演的时候．包间就成了对局室，外面就成了观战室，挂起大棋盘让爱好者欣赏。大棋盘这样的形式，就是杜晓天率先引进到武汉的。

茶馆里不仅仅是本地名手的活动场所，它还兼负有对外地棋手送往迎来的任务。旧时成名棋手常爱云游四方，一是为了谋生，一是为了广交棋友、切磋技艺。“洞天居”就时时举办“埠际友谊赛”，让本地、外地名手同台献技。名手参加这样的比赛，是要有出场费的，就像现在走穴的歌星一样。出场费一般从茶水收入里提取，因此，遇有赛事，茶水就会涨价，茶楼老板也很高兴。

当时的武汉棋坛，员有影响力和“泵房价值”的棋手是有“华中棋王”美称的罗天扬先生。他是湖北黄岗人，生于1887年，出身白铁工人，二十岁便以棋艺鸣于时。三十岁后，为了磨炼棋艺，挟技远游．曾在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地以棋会友，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象棋指导，及同乐会的名誉象棋指导等。1930年他曾在上海与七省棋王周德裕作过多次公开和私下的对局，功力悉敌，更是名声大振。在武汉，人们一般叫他“洋铁”，知道其姓的，便叫他“罗洋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54:3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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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扬喜欢剃光头，再戴上一顶米色绒织八角帽，常着一身鲁迅似的长衫(夏天则是短衫)。左边嘴角长有一粒黄豆大的痔，痔上又有几根花白的长毛，这样的形象打扮．便非常地引入注目。

在父亲的带领下，李义庭也开始涉足备茶馆。李义庭去茶馆，当然不是为了喝茶消闲，而是为了下棋、看棋。1952年10月底的一个上午，李家父子到离家最近的安全茶楼去。一进茶楼大门，他俩就看见罗天扬、社晓天、周涓滨三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品茶论棋。李东汉因与他们早就相熟．便赶紧拉李义庭过去寒喧问好。

罗天扬也已对李义庭有印象，便对李东汉说：他的棋下得不错。”

李东汉忙说：“哪里哪里，小辈的棋毛毛循糙生多多指教。”

罗略为沉吟，说：“跟我学棋当然可以，不过，棋光在汉口下，是达不到一流水平的，最好是有机会到各地去走走。”

李东汉见罗天扬这么快就应承下了带李义庭．真是满心欢喜，马上说： “这也得仰仗您罗先生了，义庭以后就交给您了。”

虽然没有举行正式的拜师、收徒仪式的师徒情份就这样定了下来，而这段佳话地流传开来．广为人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0:57: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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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庭在几个前辈高手的提携关怀下，棋艺有了明显进步，这时候，有好心人便提醒罗天扬：“教会徒弟会饿死师傅，你现在把李义庭带出来，小心他将来把你的饭碗给抢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罗天扬听了．正色回答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思，就是要为武汉培养出一个能在全国叫得响的项尖高手，其他的事嘛，我想都没想过。如果义庭将来真有大造化，我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后悔!”

这话后来传到李义庭耳朵里，他听了只觉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遇到了罗先生这样高风克节的棋艺领路人。

除罗天扬外，老一辈棋手周渭滨、杜晓天也对李义庭的成长倾注了很多心血。周谓滨息有肺病，身体弱，长得痪，又因为他是个“地包天”，大家使唤他“伺瘪嘴”。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秀才”，这是由于他在老一率棋手中读书较多，文化较高的缘故。平时在茶馆下棋，周渭滨常随身带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棋书和笔墨，闲时便看看书，或做一些对局记录。

像这样的场景见得多了，李义庭便开始从周涓滨那里借棋谱、棋书回家来看．而象棋世界里更为深奥迷人的崭新领域便在他面前展开了。对李义庭，周涓滨是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推荐一些名家的著作给他。陆陆续续地，李义庭读了不少棋书，既开阔了眼界，更订下了棋艺理论基础。这其中有四部著作给了李义庭很大的影响，那就是杨官璘著的《弈林精华》、何顺安营的《象棋大观》、屠景明着的《象棋讲座》和谢侠逊著的《象棋谱大全》。而最让他为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奔林精华》中所体现出的杨官璘那高深莫测的境界，他在如饥似渴地吸取杨官璘棋艺精华的同时，也在内心里不断地追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与杨官璘面对面坐着下上一局棋? 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他那样的造诣?

受这些棋书的影响，李义庭也开始学习把自己对弈过的棋记录下来，以便复盘解拆研究。一般的情况，他都是夜晚在茶馆下棋的时候多，如果回家晚了，没有时间记，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做的首件事，就是将头天的对局追记下来。不过，他的记录，大多是自己的胜局，特别是自认为赢得精彩的一些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3:09:4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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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在残棋的学习研究上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越，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首先是将屠景明写的《实用残局》这本小册子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研读了一道，并把它全部深探地记到了脑海里，同时他对一些著名的古代排局如《七星聚会》、《野马操田》等也一见钟情，反复揣靡演变，力图穷尽其妙。他对这些排局所下的苦功，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欣赏把玩，而是为了最终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因此，他在平时的对弃中，十分注意把学到的残局知识灵活运用于实战之中，井由此尝到了极大的甜头。

对李义庭几个月来在棋上所下的功夫和所取得的进步，几个老棋手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高兴，他们盘算着怎样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1953年春末的一天，杜晓天对李东汉说：“我们想安排义庭下下大象棋表演，你看怎么样?”

李东汉一听，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美事，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二话，忙笑逐放开地说道：“这敢情好，只是不知义庭水平够不够?”晓天手一挥，说：“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心里有方寸。赛前，有件事却让杜晓天颇费踌躇。原来．这杜晓天写得一手好字，表演前茶楼外的海报大都由他撰写，一般来说对弈者都是成名棋手，已有名头，照写上去就行了，可李义庭还是个少年．在棋坛尚无名份，这海报上怎么写才不影响票房呢? 几个人琢磨来琢磨去，始终不得要领．突然杜晚天一拍桌子：“我看就写‘小神童’。义庭小小年纪就把棋下到这个份上，很不容易，叫‘小神童’并不过分。”大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纷纷附和：“小神童’这个名起得好．就这样写。”

写有“小神童”的海报贴出后，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人们不禁互相打听：武汉棋坛什么时候出了个“小神童”?他的棋到底有多厉害?

表演的这个晚上，看到来的观众比平日还多，杜晓天也为自己的这个突发奇想得意不已。李义庭也没有让前来一睹“小神童”风采的人失望，干净利落地击败了黄方大。这局棋实至中局，李义庭已占有较大优势，但此时却出现了棋规问题。黄方大用炮长打李义庭的过河车，而这个车除了占据卒林和下二路外，改走其他应法都要吃亏。黄方大认为李义庭的车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不走他就可以长打车，应判为和棋。当时棋坛并没有统一的成文棋规，平时对弈都以大家约定俗成的规定来行事。此时，这个局面周涓滨、杜院天都认为该囱黄方大变着。黄方大是个爽快人．听几个权威这样判，也就不再坚持了。

李义庭首场公开表演就力挫老一辈名手，自然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不禁赞道：真不愧是“小神童”。就这样，“小神童”李义庭的名声在武汉棋界越传越响了。

罗天扬见李义庭在武汉棋坛越来越成了气候，便对李东汉说：“义庭还是得到外地去见识见识，明年我去上海的时候，就带他一起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3:14:2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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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义庭还没有离开武汉去见大世面之前，却在家门口接受了外地高手的考验。1953年初夏，广东大名手陈松顺来到武汉。他的目的地本是上海，顺路到武汉呆几天，见见一些老棋友，切磋切磋棋艺。陈松颗是棋坛的一位传奇性人物，少年时便表现出非凡的棋艺才华，并为“粤东三风”之—、有“棋仙”美瞥的钟珍所赏识．收为关门弟子。钟珍尽其所学，精心栽培陈松顾．遂使其模艺精进，终为一代大国手。从1942年开始，艺成之后的陈松颗挟技走江湖，曾远征西南，遇人让双马，声誊鹊起。50年代初，陈松顺与杨官璘联袂抗衡各地高手，战绩显鼓，人称“陈杨合兵”。

陈松顺到汉口后，并没下褐旅社，而是住在杜晓天家里。当年陈松顺在昆明以棋谋生时．曾得到过杜晓天在经济上的资助，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此次来汉．住在老友家，正好连床夜话，畅谈棋人棋事，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以陈松顺的大名，来汉口自然引起棋坛的轰动，李义庭在父亲的带领下，于是慕名来到杜晚天家，希望能得到指教。陈松倾听了杜晓天的介绍，对李义庭也非常感兴趣，很爽快地便答应愿意下两盘指导棋。陈松顺是前辈大名手，又是远道来的客人，两人当然不能乎下，于是商定由陈松顺让两先。对弈的结果，李义庭一胜一和。局后，陈松顾还耐心地为李义庭进行了复盘点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13:18: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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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顺刚离开武汉，广东棋坛另一享有盛名的高手曾益谦也接道而至。在少年李义庭的心目中，曾益谦是比陈松顺还要厉害的人物，因为他在平时所读的棋书上，早就了解到曾益谦是“粤东三风”之一曾展鸿的公于．家学渊源，功力深厚。棋界当时流传“虎父有虎子”的说法，就是形容曾氏父子的。

曾益谦在汉期间，正是“火炉”开始发威的时候，他过去哪里领教过这般炎热，生活上颇感不适应．特别在饮食方面，觉得很难进口。有次在茶馆聊天时，曾益谦又提到武汉的天气让人热得难受，李东汉便对他说： “如果曾先生不嫌弃的话，以后就到我家吃饭，我要我老婆按先生喜欢的口味做菜。”李家虽然生活困难，但为了李义庭能在棋上学到真本领，那段时间尽最大的努力让曾益谦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而李义庭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与曾益谦对弃了四局。曾益谦也是让两先，战绩是李义庭两胜一负一和。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何况考察了有四局之多。曾益谦不禁对李义庭的棋才大为赞赏，他对李东汉说：“义庭在棋上前途无量。但还霄要增广见识，得到外面去走走，你千万别耽误了他。”李东汉忙回答说：“是呀，是呀，罗先生也总在说这个道理，他已答应明年带义庭到上海去霍看。”

赢了两个闻名全国的大名手，按说应该很高兴，但李义庭心里却没有丝毫了不起的感觉，毕竟是让两先的棋，而且自己并未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他明白，与这些顶尖人物比起来，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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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庭仍是在茶馆里不断地磨炼着棋艺，日子过得平淡而又充实．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1954年的夏天。

一天晚上，有人在茶馆找到李东汉，说罗天扬从上海带口信来．要李义庭马上动身去上海，并留下了罗先生在上海落脚的地址。本来，罗先生还要当时武汉另一年轻好手张润与李义庭一同前往上海，但张因在杨于化工厂有正式工作．脱不开身．这样，李义庭要去的话，就只能孤身独行了。

李义庭要去大上海见世面了，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有几分担心，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而且又是一个人去．路上怕他不会照顾自己。李东汉在为他做临行前的随备时．不免千叮咛万嘱咐，李义庭则兴奋得父亲说什么他都点头称是。

虽然是喜事临门，但外出的费用对李家来说却是个大问题。家里七拼八凑，也只能摹出8元钱来，花4元买了一张去上海的四等舱船票．余下4元就让李义庭带在身上零用。李东汉又从床下找出一只小旧木箱，简单修理一番后，给李义庭用作装衣服等生活品。既然是出去闯世界，按理还应该好好打扮一下，但李家这样的生活条件哪里有能力给李义庭添置新衣? 母亲只得自己动手，弄到一些黑缎子面的边角余料，赶着为他做了一双新鞋。至于衣服嘛，就只能讲究干净而已了。

出发这天，李东汉把李义庭送到码头，临开船了，他又一次提醒儿子：“出去一趟不容易，一定要跟高手们多下棋，好好学点高招回来。”

头回坐这种大客轮，李义庭对什么都觉得新奇．而最让他感到满意的．是船上的伙食。每餐只需三毛钱，就可以买到一份不错的饭菜，而且还有荤的，感觉比在家里吃得可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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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船终于停泊在了上海著名的十六铸码头。李义庭背着小木箱，随人流上了码头．一时间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先后拦住几个人，问去淮海路上的凌云阁茶楼怎么走。可能是别人不知道地方，也可能是语言不通，对李义庭的问话他们只是摇头。突然，他想起随身带着父亲写的纸条，上面是罗先生在上海的地址，使忙拿出来，又去向一个路过的中年人。那人一看纸条，马上告诉他，就从码头这里坐几站有轨电车，下车就好找了。依着指点，李义庭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目的地——凌云阁茶楼。此时，天色才刚黑下来。

罗先生并不在茶楼，但显然他已对此事有所交代，因为李义庭一进茶楼，老板就过来给他打招呼，并告诉他罗先生到大世界里的青年会表演去了。李义庭一听，马上来了精神，忙打听了大世界在什么地方，放下行李就出门了。

大世界离凌云图没有多远，他很容易就找到了。大世界坐落在西藏路上，是一座高大的楼房．乃上海最为著名的游乐场所．育年会擂台就没在大楼的顶层露天平台上。他花两毛五分钱买了一张门票进去，看见罗先生果然在台上下棋，于是就静静地在那里先看起棋来。待罗先生表演结束后，他走了过去，轻声对罗先生说：“先生，我来了。”罗天扬见是李义庭，非常高兴：“来得蛮快嘛．好．好．先看几天棋，我再要他们给你安排表汉。”

就在当天晚上，李义庭第二次见到了陈松倾、曾益谦，井结识了上海朱剑秋、何顾安、屠景明，天津马宽、马国梁等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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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上海，弃风炽盛，堪称棋国藏龙卧虎之地，而每到夏季，各地高手更是云集沪上，或设擂．或攻擂．渴望在此建功立业。当时上海有两个最负盛名的擂台，一是陈松顾为台主，何顺安和朱剑秋为副台主的青年会擂台，另一个则是杨官璘为台主，杭州董文渊和北京侯玉山为副台主的大新公司的擂台。大世界青年会擂台的日常事务由朱剑秋主持，李义庭头几天都是买票进去看棋，后来罗天扬请朱创秋为李义庭办了一个出入证，从此他就可以兔费进场了。因为进大新公司要花钱买票，所以李义庭很少去那里．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大世界。

参加攻擂的棋手．只要给安排了场次，就有棋下，每次下两盘棋，不论输赢，根据棋手水乎的高低，以“车马费”的名义，按等级给钱。罗天扬是甲级棋手，便按最高的“车马费”12元给。以罗的棋艺和名声，青年会每月给他安排八场棋．有时再到大新公司下两场，一个夏季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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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庭到上海，本来是怀着一番雄心壮志来打擂台的．却没想到情况的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根本就没有上场的机会。可以想象，斯时的上海滩有多少英雄篆杰在此出没，而真正能在擂台上抛头露面、一展身手的，却又只限于少数的一些大名手。且不说李义庭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16岁少年，就连不少有相当名气的高手，也难得轮到一次攻擂的资格．只落得私下在茶馆里找人下棋，边消遣边帮补一下生活。李义庭也与他们是一样的境况，白天里就在茶馆里下棋，晚上就去大世界看棋。像这样过了一段不短的时日，不仅李义庭着急，罗天扬也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于是他利用自己在棋界的地位和关系，更加频繁地为李义庭的登台积极活动。

他先找老友朱剑秋，请其为李义庭安排表演．但朱考虑到李义庭没有名声，又是个小孩，如果下砸了，影响了票房，他没法向大世界的老板交代，弄得不好，来年老扳就不会再让他主持擂台了。没办法，罗天扬只得去求董文渊，因为大新公司的擂台是由董和游乐场经理共同安排的。董文渊外号“小杭州”．成名于40年代，曾击败过七省棋王同德裕，傲视华东棋坛，稍后又显威于香港，被公认为棋坛的重量级人物。董的围棋也有极高造诣，后曾获全国第四名，遂有“双枪将”的美称。可惜的是，他的人品和棋品欠佳，在棋界口碑甚差。董的为人虽然不怎么样．但对罗天扬却是非常的尊重，原因是当年罗云游到杭州时，曾与刚出道的董下过许多盘指导棋，说来两人有师徒之谊。然而．童文渊听了罗天扬的要求后，也感到很为难，只不过他不便一下回绝，就回答说近期的对手都已安排好了，但他会把这事放在心里，一有机会就首先考虑李义庭。得到这样的答复，罗天扬十分高兴，回来反而劝李义庭再耐心地等几天。

但这一等岂止是几天，屈指算来，李义庭到上海已将近一个月，各家下棋的茶馆都几乎涉足到了，当地的二流棋手也大都交过手了，虽然自我感觉这段时间棋艺又得到了不少的锻炼．收获也不小．可到上海毕竟是为了攻打大高手擂台而来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还是觉得有虚此行。看时间已到八月底，擂台赛即将幅旗息鼓，罗天扬再也坐不住了，这天拉着李义庭就去找董文渊。一见面，罗天扬使急急忙忙对董文渊说：“这擂台马上就要撤了，义庭来次上海不容易，你就给他安排一场吧，好歹让他解决一下回家的路费。”在这种情况下，童文渊再也不好敷衍，只得答应“那我去找老杨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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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官璘坐擂表演的场次是固定的——每月15场。他的擂台定于8月30日结束，并已买好9月1日回广州的车票。8月30日，董文渊找到杨官璘。杨倒是先开口：“今天晚上我下完最后一场棋，9月1号就走。”董文渊尽管深知杨官璘是个很难改变主意的人，但还是抱一线希望地请他再加赛一场。

“跟谁?”

“李义庭。”

李义庭的名字，杨官璘也早就听陈松顺、曾益谦等人提到过。曾益谦更预言：李义庭潜质无穷．他日定成国手。这些毕竟引起了杨官璘的兴趣，于是决定考察一下此人的功力，便答应下来。

董文渊得到杨官璘的同意，真是大喜过望，赶忙跑去向罗天扬表功。

董文渊大讲了一通自己如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杨官璘．过程极尽曲折．让人感动。罗天扬自然是表示万分感激．并一再嘱咐李义庭务必要在这一战中发挥水平，也不枉董文渊先生花了这么大一场功夫。

李义庭这夜兴奋得没有睡好觉。输赢的问题在他的脑子里几乎没有考虑过，他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终归是很幸运的．因为杨官璘一直是他最敬佩的大国手，与他公开对弈很早就是自己心中的一大梦想，现在，美梦即将成真，怎不让他激动难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23:13: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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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晚，当李义庭终于登上大新游乐场八楼屋顶礼园剧场与杨官璘相对而坐时，他内心里充满的仍然是自豪与敬畏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能以16岁这种少年棋手的身分，坐在连无数成名高手都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位置上，他油然而生几分成就惑，但一想到坐在对面的是棋国泰山北斗似的人物，他又无法控制地感到紧张不安。

得知杨官璘的擂台要增设一场，爱好者的反映当然是大为欢迎。而当人们看到场官璘今天的对手只是一个从未在此露过脸的无名少年时，他们更是雀跃不已，按拣不住地互相打听这个孩子是谁，有什么来头。他们预感到今天会有一场好戏，因为大新公司的擂台上，还从来没有络过这种无名小辈登场的机会。

对于杨官璘来说，起初他并没有把李义庭放在眼里。这不奇怪，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要把面前的这个小孩故在眼里，因为他经过了太多太多的大风大浪，一个小孩又能掀起什么波澜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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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了，首局由李义庭先行，他伸手摆下了自己最擅长的中炮局，杨官璘应以多年来干锤百炼的屏风马。开局未几，当杨官璘平炮邀兑车时，李义庭出于稳健，主动把车兑了，而没有选择平车压马的激烈变化，害怕自己控制不了局面，毕竟，对手是杨官璘啊。

兑车让杨官璘觉得李义庭是在示弱，因此在以下的战斗中他弃来多少有些掉以轻心。首先，当李义庭冲起中兵时，杨官璘没有走最有针对性的补中饱，而是飞起中象；紧接着当李义庭跳起盘头马时，杨官璘更是奔出了一步事后让他后悔不已的平炮瞄兵。这是一招虚张声势的欺着．看似既要盯车又可轰相，对方不得不应，其实不然。此时的李义庭已完全沉浸在棋局的奥妙之中，当初的紧张感已不知不觉地姻消云散。他经过认真的审局，毅然走出一着大出杨官璘意料的回马金枪，大胆弃相。这样一来杨官璘便陷人进退缩谷之中了。以下李义庭紧捏战机，妙手连发，特别是再度使出的回马金枪巧着令人叹为观止，硬是将杨官璘的大车退入死角，从此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进攻。眼见李义庭三军已是兵临城下．杨官璘不得不投子认负了。

这一结果太让人们吃惊了，观众席上热闹起来，大家开始对武汉来的小孩刮目相看了。不过，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首战杨官璘是大意失荆州，第二盘他一定能够扳回来，因为那时候的杨官磷地位正如日中天，还没有人可以连赢他两局棋。

丢了第一盘，杨官璘心里也不禁格登了一下，但他还认为是自己不够重视的缘故。他想只要打起十足的精神，凭自己的功力．再加上第二盘又有先行之利，是一定可以收复失地的。

换先再弈，杨官璘也架上了中炮．而李义庭的屏风马却布成了一刚一柔的格局；左炮过河封车，放对手的左车冲入阵来。李义庭因已胜一局，可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心态比较平和，尽量找寻兑子简化局势的变化，令杨官璘无从发力。李义庭的策略是成功的，一番兑子之后，双方大子各余车马．已呈和势。但杨官璘迫于形势．哪里肯和．平生一向谨慎的他也杀得心浮气躁了，行棋多有勉强。他没科到李义庭的残棋功夫也颇为深厚，车马冷看出神人化，令人防不胜防。顷刻之间，杨官璘的防线颓然崩溃，竞又负了第二局。

赛场里这下完全沸腾了，人们兴奋地谈论若这一刚刚诞生的特大新闻。要知道．杨官璘这一年在上海的120多天里，设擂迎战备路英雄，下了许多盘棋，几乎从未败阵，想不到在离开上海的前夜，竞‘栽”在一个小孩手里，而且是连负两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23:28:1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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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棋友也为李义庭今天的精彩表演而高兴，他们纷纷祝贺罗天扬培养出了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棋坛神童”。看着李义庭．罗先生喜得嘴都要合不拢了，他也实在没料到自己的徒弟能连胜杨官璘两局。

而杨官璘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惨败，回到旅店，他把两盘对局拆了又拆，不得不由衷承认：李义庭的棋艺确实已臻一流境界，不可小视。左思右想，他决定把火车票退掉．再跟李义庭较量一场。

第二天，杨官璘找到董文渊，讲了自己的打算。董文渊一听，大感为难。当时的棋手能够连胜杨官璘两局棋，简直可以夸耀一辈子，李义庭完全可能保名避战。何况即使李义庭愿意应战，其师罗天扬也未必肯同意。但是，杨官璘又是得罪不起的，否则，依他的脾气，搞不好明年不接受大新公司的邀请也说不定，那损失就大了。

无奈之下．董文渊只好去找大新游乐场的经理求教。经理是广东人．当然想帮杨官璘挽回面子，况且，杨官璘再战李义庭，又会是一笔可观的票房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两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条“妙计”，要把李义庭诸出重赛。

董文渊又来找罗天扬，先把李义庭好生夸了一通，趁罗天扬高兴之际，他突然说： “明天我想安排李义庭再赛一场。”“跟谁?”“跟我。”罗天扬哪知其中有诈，想着这样一来李义庭既有棋下，又有车马费可拿，当然是好事一校，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8 23:34: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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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第二天上午，有棋友来告诉罗天扬，说怎么今天晚上李义庭又要与杨官璘交战了。罗天扬当时就愣了，忙问是不是搞错了，昨天明明说好了是跟董文渊下嘛。来人说，错不了，报上都已经登了。李义庭几个忙找了份报纸来，果然在上面看到大新公司游乐场节目栏里登的是：大新公司游乐场表演赛再加一场：由杨官璘对李义庭。

当下，罗天扬气不打一处来，赶紧要人去叫董文渊来。过了好大一会儿，董文渊才气喘嘘嘘、大汗淋漓地跨进门来，见了罗天扬就宜叫屈，大声辩解说报纸上登错了，把他也害苦了。罗天扬质问他是不是从中做了手脚，董文渊当然是矢口否认，大呼冤枉。解释了老半天后，他见罗天扬气消了一些，使开始恳求罗天扬救救他，就让李义庭将错就错与杨官璘再赛一场，不然他这次就真的要下不了台了。见事已到此，再看到董文渊的这副可怜样，罗天扬心也软了下来，只得点点头答应了。董文渊见苦心经营的妙计终于有了成果，才如释重负般地告辞了。

董文渊一走，众棋友就图住了罗天扬，纷纷劝他不要让李义庭去下晚上的比赛。因董文渊人品、棋德一直为人垢病，平索在棋界树敌甚多，人缘极差，这件事现在又弄得节外生枝，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肯定是他在背后搞鬼了。有人忿忿地说：使这种阴招，今天又来骗你，这次你就要砸他的牌子，看他怎么收场。”又有人建议道：“能连赢老杨两盘棋很难，李义庭最好是不要再跟他下了，起码今年不下，到明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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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扬也不是不了解董文渊是何等人，但他有自己的想法．面对棋友们的劝阻，他解释道：“上次义庭能打上杨官璘的擂台，多亏小董帮了大忙．这次不管他从中做了什么手脚．我都要成全他，还他一个人情。再说，你们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把他狠硼了一顿，也算给了他惩罚。义庭年轻，应该多下棋，能跟杨官璘再战一场，也是多一次磨练机会。” 对比赛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杨官璘是一无所知的．他只是把自己关在旅店里不停拆棋，准备晚上的恶战。这一仗，对他太重要了，以前，他一直是这里的擂主，坐了4个多月，现在却要从一个16岁的小孩手里，重新夺回擂主资格。他已别无选择，志在必得。 夜幕降临了，尽管今天门票增加了5分钱，但看棋的人却是空前爆满，不但平台上坐满了人，连四周栏杆上也挤满了人。谁愿错过这样的好戏呢? 重新坐在杨官璘的面前，李义庭的心理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上次他只是一个无名的挑战者，而这次他是作为擂主迎接别人的攻擂，这样的经历，在他的习弈道路上还是第一次遇到．他显然还缺乏经验。 这场较量，首局由杨官璘先行，以自己精研的中炮缓开车七路马的新型布局避开了熟套。这一招果然出乎李义庭的意料，原想走的屏风马只得变成了拐脚马，而且左车迂回出动也损失了度数。由于阵势欠协调，相持下去必然吃亏，李义庭不得不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以求解脱。杨官璘何等老练，当李义庭冲卒过河反击时．他好像视而不见，而使出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高超战法，从而控制了局势。中局阶段，杨官璘弃车砍饱一举撕开了李义庭的防线，随后大胆弃马换取空头炮的绝对优势，最终以车双饱构成了杀势。 输了头盘，李义庭有些失去了冷静，导致在次局的战斗中弈来弧注一掷。这是一盘斗顺炮布局，一开始就杀得烽火连天，激烈复杂，李义庭一着轻易的弃相从此埋下祸根，最终形成车马双兵单士对杨官璘车炮士象全的劣势。残棋中杨官璘的杀法精警巧妙，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残棋圣手”的风采。

连负两局的结果，不免让乘兴而来的众多棋迷们失望，但李义庭能与杨官璘战成二比二平的总成绩，其出色的表现，仍然让人们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而这时的杨官璘也终于吐了一口气，觉得可以买车票回广州了。与李义庭的这两场激战，给杨官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事后，他在《棋国争雄录》中写道：李义庭有下棋的天才，但还欠块火候，如再下苦功，当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李义庭与杨官璘在大新游乐场酣斗四局平分秋色后，名声大震，身价倍增，主动来找他联系表演的人也络绎不绝了。9月上旬，李义庭在上海最繁华的闹市中心南京路上的同羽害茶楼摆下象棋擂台。擂台赛开始之前，青年会沪青棋社顾问、名将徐大庆对罗天扬说：“翻开上海近十年来的擂台战史来看：1945年，已故七省棋王周德格在宁波状元楼，首局竟受挫于何顺安(次局虽追回，但擂主脸上已失光彩)1949年何顺安在凌云阁茶楼，第一场就被虎将陈荣棠击败，1951年杨官璘初来上海，在市工人文化宫，亦失利于工人棋手宋义山。看来，这个台主的位子也是很不容易坐的呀。”罗先生听了虽点头不语，但心里头仍有些揣揣不安的。 幸好，李义庭不辱使命，他不仅击退了“双枪将”窦国拄等诸多名手的挑战．就连当时上海棋界的顶尖人物何顺安、朱剑秋等亦盖不住他的锋芒。李义庭保住了台主的雄风，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棋坛的地位。

李义庭这年第一次出征上海即取得震惊棋坛的佳绩，消息传回武汉，棋界人士亦奔走相告，大家预感到一颗巨星就要从自己身边升起了。待到李义庭从沪上载誊归来．在人们眼里，他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小神童”，而是一个“大人物”了，许多企业单位、文化娱乐场所纷纷或直接或托人请他前去表演．他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当时，武汉市各个区属的工人文化宫里的象棋活动都开展得很红火，每逢节假日都要安排大象棋表演，而在这些表演场所，人们已可越来越多地看到李义庭的身影。下这种表演，每次可得“车马费”三元，报酬也算不低。李义庭从小就值得生活的艰难和家庭的拮据，因此他在棋上所得的收人便悉数交给父母，以补贴家用，自己则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渐渐地．李义庭成了全家在经济上的支柱。

且说杨官璘回到广州后，仍念念不忘与李义庭的四局激战，有心再较高下。于是，1955年元旦刚过，杨官璘便写信给李义庭，邀请罗天扬、李义庭南下广州，进行稳、汉棋艺交流比赛。罗、李的这次出征，差旅费、报酬均由广州方面支付，吃、住相比赛的地点都在广州衅南文物富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7:18:3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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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穗、汉名手赛分两个阶段进行。这也许体现了广州这座棋城的特点——精兵强将众多。第一阶段，广州上阵的是老天王卢辉和崭露头角的覃剑秋，他们互易对手，各赛四局，结果客队李义庭大显身手，对主队两将均胜。第二阶段，主队主帅杨官璘、陈松顺便披挂上阵了，比赛方式与第一阶段相似。当然，广州棋迷最关心的是李义庭与杨官璘的交锋结果。 第二阶段的比赛共下了十多天，其中李义庭以三胜一负二和击败了陈松顺，但却以二负三和不敌杨官璘。通过这次比赛，李义庭认识到，在棋艺的老练绵密上，自己与杨官璘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转眼又到初夏，回想去年在上海一个多月没有资格攻打擂台的窘况，现在的李义庭完全是今非昔比．上海方面的邀请是早早就到了，师徒俩于是又整理行装，顺江而下，去赶赴这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弈林英雄会。

在沪上鹰战数月，一直到冬季来临，公开的棋艺表演活动已近尾声的时候，师徒俩才决定离开上海。这时，罗天扬在苏州的一个徒弟又来盛情相邀，说苏州棋界希望两大高手前往献艺。这样，师徒俩便顺路去了苏州。在苏州，两人先与当地棋手对奔，但因为双方棋力有相当差腔，罗、李便如风卷残云般连连取胜，渐渐地观众们便觉得缺乏刺激而兴趣大减。为了增加票房收入，主办者就想出了个主意，提议由他们师徒两人对决表演。这样的安排，过去在罗、李之间还未有过，主人担心罗天扬会有想法，便心怀不安地去征求他的意见。却没料罗先生听了并无不悦，而是很爽快地便答应下来：“客听主安排。”

师徒俩的对弈果然极具“卖点”．这晚来茶馆观战的棋述陡然增加了好几成。两人分先表演了两局，结果徒弟以一胜一和赢了师傅。说来这两局棋真是弥足珍贵，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因为这是他们师徒之间一生中唯一的对局!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1956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平凡的一年，也是容易忘却的一年．但它在中国象棋发展史上却是具有开天辟地、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的年初，国家体委把象棋列为了正式体育项目，并决定在年底举办首届全国象棋锦标赛。这是象棋界的一个惊天大喜事，棋手们闻讯后无不欢欣鼓舞，倍感激动。要知道，举办全国性的比赛，在漫长的千年象棋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道。象棋虽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但她流传和发展的方式，更多的体现是一项民间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她不理不睬，任其自生自灭。在此之前，历史上虽然也涌现过无数的所谓“国手”、“棋圣”、“棋王”，但由于条件限制，没能经过全面而系统的印证，每每不过是雄踞一方的高手而已，权威性和严肃性都远远不够。 国家倡导、推广象棋，使这项本来就根深叶茂的运动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为迎接首届全国锦标赛的举行，各地名手均摩学擦攀，跃跃欲试，对棋艺的磨练也更加勤奋用功。这之中李义庭当然也不例外，他把去上海设擂看作是参加全国赛之前最重要的备战活动。这一年，李义庭在上海的战绩特别好，除对何顺安大战十局以三胜三负四和打平外，对朱剑秋八局，五胜一负二和，对徐大庆、谢文俊与龚一苇等人都是非胜即和。综合李义庭出道这几年来与各地高手交战的成绩．他除不敌杨官璘外，对其他人则已是居上风了。

盛夏时节，湖北前辈棋手方绍钦离开上海回故乡汉口，李义庭把他送到码头。40年代后期，方绍钦从香港归来，一直住在上海，但在公开的棋艺活动场所，他己很少露面。这次离沪是因罗天扬从汉口多次来信，邀他回去加盟象棋史料的整理工作。罗天扬是他平生最佩服的人，编写棋书又是他以前在香港充当周德裕助手时所做的事，现在他当然愿意应邀而行了。

分手之际，他对李义庭说：“秋凉后我们在汉口再见吧。在过去一个月中，你的战绩特别好，除何顺安外，同你交过手的人都挡不住你了，因此你的骄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滋长起来。这原是人之常情，我也不打算过分责备你。不过，骄傲自满毕竟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万万要不得酌。不要忘记广州方面还有个杨官璘啊(这年杨因主编(象棋)月刊，未来上海)!他的棋艺也是在最近几年才突飞猛进起来的。记得1949年他在香港登台，还有点怯场的样子，你却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不过杨官璘的钻研精神实在好，这是值得效法的。还有，你的涵养功夫还不够，尤其在输了第一局的时候，就沉不住气。例如最近你在上海青年会跟窦国校对垒，第二局一开始你就急团翻本。中局兑子后，你的确是稳操胜券的，可是求胜之心太过了，就不惜行险以侥幸，结果被窦国柱反将一军，倒弄得自己炭发可危起来。要是他先冲一步兵，你还来得及挽救么? 终于由你稳胜之局变为后手求和，还算是幸运的呢!把这个教训牢记在心里吧。” 听了方老先生的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李义庭虽连连点头，但心里却是并不以为然的，就更谈不上牢牢记住了。不幸的是．这些话是那么地富有预见性．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到了不少的印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7:31:29编辑过]

西门秋水

为了参加全国锦标赛，武汉市于11月底至12月初举办了象棋选拔赛，尽管名将悉数出战，但李义庭不负众望地夺得了第一名，也理所当然的取得了代表武汉角逐全国赛的资格。

首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在棋界人士的翘首企盼中终于于1956年12月15日至27日在首都北京摆开了战场。参赛者为全国30个城市的30名运动员。一个城市只能出一个位使者，可以想见这些高手的实力之强。而裁判阵容亦是非同凡响：谢侠逊、彭述圣、林弈仙几位老前辈出任第一、二、三裁判长．陈松顺、谢小然、张德魁等任裁判员，其中随便提到哪一个都是棋坛赫赫有名的人物。

由于是第一次办全国费，大家都没经验．许多事还处在摸索之中，如对奔时计时方法就显得繁琐。当时规定，一局棋每人走好一着棋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分钟，另外规定每人每盘有30分钟的延长时间，这个延长时间允许自由支配。为此，大会为每台棋专门配备一个计时员，用跑表计时，人力既浪费．还使棋手感到累费，因为棋手走一着棋如果考虑到两分钟时．计时员马上就递纸条子来催他了，这样常常扰乱思路。

这时的李义庭只有18岁，是所有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整个比赛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均采用分先两局循环制。韧赛分6个组，各组取前两名。李义庭分在第一组，与他同组的有西安王羽屏、青岛戴光洁、天津薛占金和旅大李小村，李义庭以小组头名的身分出线。复赛分三个组，也是取小组前两名，李义庭所在的第三组的对手分别是杭州刘忆慈、兰州魏长林和成都刘剑青。复赛中李义庭仍然锐不可挡，他对魏长林是两胜，对刘忆慈和刘剑青都是一胜一和，再次以小组第一进入决赛。同时晋级决赛的还有广州杨官璘、上海何顺安、哈尔滨王嘉良、北京侯玉山和杭州刘忆慈，这个结果可说是合情合理，众望所归。 决赛中，李义庭感到终生难忘的一场棋，不是他以一胜一负战平后来夺得了冠军的杨官璘的那场交锋．而是以两负败给侯玉山的那一仗。在他看来，侯玉山应是决赛田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因此在与之对弈中输了首局时，李义庭感到非常恼火，内心焦躁难宁，极欲在次局把比分扳平，却没想到得更快也输得更惨，令他很长时间都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最后一天，李义庭的对手是杨官璘，这回他再次暴露出了自己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心理素质不过硬。本来，此时的杨官璘比他更着急。因为杨要与形势优越的王嘉良争冠军。首局，李义庭以自己最喜欢也最有把捏的中炮巡河炮攻陷了对方的屏风马，先下一城。按说，他此时占有心理优势，可以以逸待劳迎接次局的战斗，可他却患得患失，包袱沉重，急于求和，局中处处想兑子简化局势，钦着频出，结果让杨官璘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净多三个兵的物质力量，顺利地将总分打成了平手，并最终夺取了中国第一个象棋全国冠军。

李义庭与其他三人较量的结果是：与何顺安一胜一和，与王嘉良、刘忆慈二和。他最后的名次列第四。获得第二、第三名的是王嘉良、刘忆慈，侯玉山、何顺安分获第五、六名。

就这样，首届全国赛在李义庭不无收获又不无遗憾中落下了大幕。李义庭对自己在首届全国象棋锦标赛上的表现满意，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平了杨官璘，又胜了何顺安，成绩应该能更好些，名次还应该往前挪一挪。这个时候．他更加痛悔自己对侯玉山的轻敌，结果铸成大错。 别看李义庭对自己的名次觉得有些委屈，但在武汉棋界眼里，这个成绩还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值得自豪的，在他们看来，李义庭以所有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身分夺得第四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手，当然值得肯定和赞扬。受全国赛的鼓舞和李义庭优异成绩的激发．武汉市的棋类活动又达到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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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赛后，李义庭除了下棋、拆模，更加勤奋刻苦地提高自己的棋艺之外．就是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巡河炮对屏风马》这本专著的写作上了。李义庭怎么一下子想到要写书了呢? 这还得归功于屠景明先生。屠景明是上海名将，不仅精于实战，更长于著书立说，那时就已完成并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棋书。李义庭对屠先生一直很敬重，而屠也非常欣赏“小神童”的才华，两人自1954年李义庭韧闯上海滩相识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屠景明当时的书基本上都是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的，出版社主要负责棋类书籍的一个编辑何求．与他的交情很好，屠景明就像是半个出版社的人．常常帮何求在棋界约稿。当屠景明先生请李义庭写书时，李义庭还感到很突然，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方面的事。

李义庭问屠先生：“写书的事我可从来没想过、也写不好。另外，我写什么方面的呢?” 屠回答说：“你的中炮巡河炮不是下得很有心得吗．完全可以写一本中泡巡河炮对屏风马的全盘战术方面的书。你先试看写吧，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

听屠景明这样一说，李义庭也有些动心了。中炮巡河炮对屏风马确实是李义庭擅长的布局，先后手都下得很多，为他这些年棋坛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战绩辉煌。

应承下写书的任务后，李义庭开始了收集整理资料。解拆棋局的工作。新领域的探索也给了他新的乐趣和新的收获。当时，屏风马应付中炮巡河炮，主要有左炮巡河和右炮巡河两大类，李义庭原计划将此写成一本书，但屠景明先生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书就会显得很厚了，不如把它分成上、下两集出版，书变薄了，价钱也低了，读者容易接受。李义庭听从了屠先生的意见，决定先写作左炮巡河的变化。

正式开始动笔写书的时候，李义庭住进了屠景明家里。当时，李义庭写出各种变化，屠景明就帮着分类整理，因为李义庭毕竟还没有写书的经验．而屠则是此中高手，有他的指点，写作的进展显得很顺利。

李义庭生平的第一部著作杀青后，向出版社交了稿，他就赶回武汉准备这一年的全国象棋锦标赛。1957年的全国赛分两个阶段进行。武汉市选出的两个代表是李义庭和袁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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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段共分成了沈阳、西安、武汉、上海四个比赛区，其中武汉赛区共有武汉、重庆、成都、南宁、贵阳、昆明、长沙、广州八个城市的棋手，产生前四名出线。比赛从10月20日开始，29日结束，结果广州杨官璘、陈洪钧，武汉李义庭、袁乜子从这个赛区脱颖而出，取得了参加第二阶段决赛的资格。

第二阶段于11月8日在上海举行，四个赛区共16人，东道主上海再多派一人，共是17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本届比赛与上届在决赛阶段最大的不同是改成一盘制大循环，另外还特备了棋赛专用钟。全国赛越来越规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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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庭满怀希望地重返上海，抱着要比上届打得更好的念头投入到了比赛中。开始几轮，他的战绩不错，一切都显得很顺利，但随着战况的日益白热化，李义庭患得患失的思想又出来作怪了，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他开始失眠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在焦虑不安中，一到晚上，他就早早上床，试图使自己多睡一点，但无济于事，越想睡却越清醒得没有一丝睡意。无奈之中，他只得救助于药物的力量。他到大会医务室要了一些安眠药，服用后对睡眠果然有了一些帮助，但随之产生的副作用对一个棋手来说却是可伯的：整个白天，他的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

这样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怎么打得好如此重要的比赛? 李义庭的战绩马上就垮下来了。其中有一盘最为典型，那是他对自己的队友袁乜子。局中，李义庭竟然连对方马踩己方大车的棋都看不到，很快就稀里哗拉地败下阵来。 好不容易支撑到整个比赛结束，李义庭最后的排名仅为第九，成绩当然不理想。老将杨官璘卫冕成功，再次显示了超群的实力，也让李义庭不得不佩服。

从全国赛回来后，李义庭开始筹建棋类俱乐部。前面提到过，这时的武汉棋坛越来越兴旺，各个文化宫的象棋活动开展得颇有声势，但唯一显得遗憾的是，全市没有一个中心场所，高水平的棋手缺乏固定交流切磋的地方。大家一直想改变这种现状，但又都没有这个力量。

一次，武汉市体委在合作路举办了一个象棋赛，比赛期间，市体委竞赛科科长周凝放召集棋界人士开会，讨论怎样把象棋活动发展得更好。李义庭当即就提出武汉市应设有一个棋艺活动酌中心场所，这样才可以形成合力，还可以安排棋手的生活。周凝放听了，深表赞同，并表态说应该马上就抓紧办这个工作，如果经费上有困难的话，市体委可以解决。

为给这个中心起一个什么名字，当时大家还争论了很长时间，后来才决定叫作“武汉市棋类俱乐部”，因为那时苏联有许多的棋类俱乐部，受此风气的影响，觉得这样取名正好符合“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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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棋类俱乐部的组建工作进展得顺利又迅速，到这年底的时候，李义庭就代表市体委在友谊街口租了一间房，那房子是临街的一个楼房，俱乐部设在一楼，大约有40多个平方米，平时就作为棋室，有象棋、围棋两种。俱乐部的开办经费是市体委竞赛科提供的，主要用于租房和购买棋具、桌椅之类必需品。但体委的经费只作为一次性投入，因为俱乐部很快就做到了自给自足。俱乐部的收人情况，以后每月要向体委汇报一次，但体委并不要这笔钱，而留给俱乐部自己支配。这样的优惠政策，给俱乐部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俱乐部的日常工作先由杜晚天和周渭滨负责，后来杜被别的单位请去当会计，就离开了．而周渭滨不久之后也去世，接手的便是袁乜子夫妇。

棋类俱乐部是武汉币第一个正式的棋类组织，加之又有李义庭这样的大国手作“合往”，其作为“中心”的地位便很快确立起来了，在武汉棋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棋类那时候还没有专业队，棋手们平时几乎都从事着与体育毫无关系的工作，只是在要打重要比赛时，才会集中一小段时间。而现在则不同了，俱乐部成立后，在某种程度就起到了一个专业队的作用，棋手们平时常常自觉地集中起来交流切磋。

俱乐部越办越红火，声名远播，后来在中南一带都很有影响，周边一些省、市，如湖南、四川的很多名手都慕名寻到这里来较量棋技。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俱乐部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并导致员终被砸散伙。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李义庭还为此背上了多年的“黑锅”。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958年1月，李义庭乎生的第一部棋艺著作《巡河炮对屏风马》(上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5000本。全书对中炮巡河炮对屏风马左饱巡河的各路变化进行了秸辟的分析和探讨，共演成11类33盘全局。在序言里．李义庭这样描述自己：“我在12岁的时候，就和象棋结了不解之绕。”“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也是一个棋艺不高的青年棋手。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兢骸业业地做完了这项工作……”表达了自己对象模艺术这项神圣事业“诚惺诚恐“的敬畏之情。

《巡河炮对屏风马)(上集)受到棋界人士好评，人们便关心着这部著作的下集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其实，这也是李义庭一直在操心也是在进行的工作。多年来，他始终注意资料的收集整理，为写作下集精心做感备。因此，当上海文化出版社在当年再度向李义庭约稿时，他就很快应承下来并于次年顺利地写出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不幸的是，书还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事情也就从此搁置下来。“文革”结束后，李义庭想着又有了出书的希望，便多次写信向出版社打听这部书稿的下落。此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已换了人，接手的编辑回话说，早在几年前，所有外地作者的书稿都已陆续退回，李义庭的也早已寄出，是寄给湖北省体委了。事后，李义庭多次去省体委查找，却哪里见这部书稿的影子? 就这样，这部书摘的下落到现在都还是一大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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